十几天前，我到语工委李行健那里去。他正忙着处理刚刚出版由他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善后事宜。这书，由吕叔湘先生任顾问。50年代行健在北京大学读书，是吕先生兼课时教过的学生。我们谈话很自然地说起了先生的病况，并约定什么时候再去医院看望。
不料4月9日，先生竟溘然逝世，终年94岁。
我第一次听到“吕叔湘”这个名字，是44年前。那时，我刚入初中，所就读的国立回民学院（今北京回民学院的前身）被确定为语文教学《文学》、《汉语》分科的试点校。老师讲《汉语》，少不了引经据典，更常常提到吕叔湘，以及他与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1951年6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那篇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著名社论的当天，《语法修辞讲话》这部宏著在该报开始连载。它对新中国成立后掀起的第一次全民性学习语文的热潮和其后国家语文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正是对吕叔湘的景仰和对语文事业的崇尚情感的驱使，我立志要学好语文，并盼着有一天能亲聆吕叔湘的教诲。
然而，真正见到他，却是在这三十年之后。
1984年11月，我参与筹办《光明日报》“语言文字”专刊。在所有几位担任编委的著名语言学家中，给专刊支持最力、写稿最多、对我编辑工作指导最恳切也最具体者，就是吕先生。
他治学严谨，做事认真，这是凡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的。专刊的“代发刊词”，是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所写。那时，乔木同志身体不适，正在疗养，稿子是信笔写在几页宾馆的信笺上的。没有标题，没有段落，字的大小也不均，但历历在目。送达《光明日报》时，胡乔木特别指示：“请誊清后送吕老审阅修改后用。”这几个字，不仅表现了乔木同志对个人文稿精益求精的审慎态度，也充分显示了吕先生的德识才学，是如何令人信赖与钦佩。
吕先生在我誊清送他的文稿上精雕细刻，认真修改之后，又另纸重新誉清，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那时，他已80高龄，虽然刚刚从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的位置上退下来，但还担任着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还兼任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名誉所长、中国文改会顾问和语文出版社社长的职务。伏案秉笔，加之深度近视，这稿件的审阅、修改与誊清，凝聚着他的多少心血。
在随同改稿寄来的信中，吕先生一面谦逊地表示：“有几处他（指胡乔木同志—笔者注）的意思我不知道我的体会对不对。所以，请他看小样的时候，再修改。”吕先生一面又特别关照：
“一般小样都不在行与行之间加条，看起来很吃力。送给乔木同志的小样最好加条，至少加对开条。”
多么周到的考虑，多么体贴入微的关心！
两位老人，一位是已至耋龄的学界泰斗，一位是年逾古稀、仍在日夜操劳的中央领导，为了《光明日报》一个专刊的创办，为了一篇千字左右文稿的往来斟酌，就如此地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充满了深厚的相互信赖与关怀之情，令人肃然起敬。
先生写稿，与别人不同，不但字斟句酌，甚至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还常常在文稿上标出排版时应注意的行款格式，以及用怎样的字体、字号等。这不但给我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我从先生的标示中，学习了不少编辑工作的技术性知识。倘有成功处，他会由衷赞赏；出了毛病，他也会毫不客气地指出。
那是1985年1月15日，他寄回了我请他审定的他所写的关于《语文问题种种》的文章小样，并附信给我说：
“小样今天（1月15日）下午才收到，居然没有错字（有一个字是我改原稿），很了不起。”
但是，接着又指出：
“可是，与例句有关的行款搞得一塌糊涂，真糟糕。小样行间很密，简直无法改清楚，好在有原稿可供校改。”
再接着，便是严肃的忠告：
“只要记住：例句退二，右边顶格，转行退三，二校时一一改正是不难的。”
刻意求真，率直可鉴，这不特是一帧函示，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手把手似地向我传授编辑工作的知识。
我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于是，经常地亲往吕老家，或打电话，有时他也叫我。我向他请教关于编辑工作的知识，以及我仍致力的语文教学研究理论等。在我珍藏至今的、他寄给“语言文字”专刊的全部手稿，以及经他改过的小样中，有不少篇都标着“提行”、“五楷”、“四方”、“标题别排，二行”、“只向前一字”、“不空行”和“∨∨”表示空两格，“∨”表示空一格等的字样或符号。
先生坦诚率直，有话从不拐弯抹角，不讲情面。
一次，我到他家，说起头几年他关于语文教学中所存在的“少慢差费”现象的分析时，他仍十分焦虑，表示：“这问题到目前也没有解决。还有，你知道吗，有的语文教师不读书、不看报———我说的是那些正正经经的书和报———或者根本没时间去读、去看，也不会写文章，这怎么能教得好语文呢？”他说古论今，指出：“我是搞现代汉语的，但也教过古文，我们教学生学古文，讲点成语典故，是因为有时候可能碰上这些事，并不是让他们说古话，写文言。有现成的明白话，为什么不用？年纪不大，写出文章乱转（读zhǔai———笔者注）文，怎么行？”
他停了一下，似乎是在做结论：
“我看中国的国情，语文教学要是不来个自上而下的改革，恐怕得‘少慢差费’到底。还有‘考试’这个指挥棒！”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最近出现的关于语文教学的讨论和教育部关于改革语文中考的举措。于是，更加敬佩先生的远见卓识。
吕先生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爱戴，不仅在于他是我国语文学界不可多得的带头人和蜚声国外的著名学者，还在于他是我国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的参与制定者和坚强的捍卫者。1961年和1981年，他分别发表的关于《汉语研究工作的当前任务》和关于《把我国的语言科学推向前进》的文章，从语音、语汇、语法、修辞、方言、汉语史、文字改革、语文教学、工具书、参考资料，以及中与外、虚与实、动与静、通与专等诸多方面所作的全面宏观论述，至今仍是我国语文工作者学习和国家语言文字领导机构制定语文方针、政策与相应法规、标准等时常参阅的重要指导文献。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拜金主义风行，一些人置国家既定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于不顾，实行“语文趋从主义”，滥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甚至未经中央特许，擅自在所出版的书刊上使用已废止的文字，致使人们误认为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已改变。
对此，吕先生备感忧虑，我每去他那里谈及此事，他都显出难以言传的愤懑。我生也晚，因此，他常常向我讲述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关怀语文事业和语文工作者的伟绩，尤其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语言文字工作的情景，而每至于此，他的脸上又会闪烁出异常兴奋的光彩。
1991年5月，我参加语文学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关于《人民日报》那篇著名社论发表40周年的纪念活动。休息时，北京语言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奚博先递给一份信稿，征询意见。这是关于规范使用祖国语言文字和纠正宣传出版中滥用方言、滥用英语和一些城市的街头路标滥用洋文倾向的建议。信中写道：“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是宪法规定的，《简化汉字方案》是国务院颁布的。根据宪法、国务院政令，我国制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对语言文字的使用作了一系列规定。任何部门、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应当认真维护”。他指出：“滥用英语不仅是语言不健康、不纯洁的表现，而且是殖民地思想借改革开放之机复活的表现，会使人联想起解放前有些人借洋泾浜英语吓唬和欺骗中国老百姓的情形。”
博先告诉我，在拟定此件中，吕先生曾给予了明确具体的指示。我看到，已在其上签名的有：吕叔湘、陈原、张志公、柴泽民、张寿康、吕必松诸位先生，以及博先。于是，表示双手拥护，便拿起笔，追随他们之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11月28日，此件经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转致中央。不久《新闻出版报》在一版头条刊出消息，题目是：
“吕叔湘等八位专家呼吁加强国家对语言文字的管理。”
消息发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有关领导部门并会商原国家教委、外交部、文化部、原广电部、人民日报社、国务院侨办、国务院台办、新闻出版署、外文局等，于3月25日复函指出：“吕叔湘等同志提出的对外宣传应当贯彻执行我国新时期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的意见是正确的，已引起有关单位的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应当努力推广使用标准简化汉字和普通话。”
复函指示语委负责着手起草有关对外宣传中的语言文字若干规定。
接着，《人民日报》海外版于7月1日率先改用规范简体排版。上述有关部委相继复函中央有关领导机构，表示即拟相应措施。香港《文汇报》等新闻媒体也立即转载了这一消息。一个新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热潮兴起了……
然而现在，吕老走了。这无疑是我国语言文字、语文教育，乃至世界汉语教学事业的巨大损失。
我忽然想到了这样几句话：
去岁悼张公，
迩来泣吕翁。
死生何所惧，
但愿奋身终！
是啊，他们虽离去，更多的人将继承他们的遗志，为祖国的语文事业忘我地奋斗！
